与其说这是一部题为《唐代的儒学与文学》的专著，不如将其视为作者数十年学术发表的结集，只不过套皮了一个社科项目来出版。因此，不难理解为何书中各章时常依违与“政治与文学”“儒学与文学”甚或单纯的“文学研究”之间，显得游移自如。
书中的政治史部分时常可见徐冲、仇鹿鸣、胡鸿、周鼎等近年来中古史青年学者的研究关切，起元书写、五星会聚、华夷边界乃至邑客都不吝为读者重加讲述，丰盛一似部队火锅。文学部分中，港台至西方的诸多理论征引颇繁，时兴概念如语词、景观、事件、共同体等纷至沓来，四海名家如福柯、阿伦特、斯金纳等亦悉数登场。只是这样复联四一般的大集结，似乎不过是把制文中“凤”“龙”“金”“玉”“图”“鼎”“雕撃”“秀牒”“丹掖”“青闱”等物象解读成“在将日常政治运作可视化的同时，也将其荣耀化”，为其冠以一顶“诏令书写自身的景观化”这样看到时候难免啼笑皆非的高帽（第236页）。至于书中穿插着的几章体式研究，往往令人困惑为何会在这本“儒学与文学”的研究中看到，尤其是作者还在导言强调“‘技法’层面的分析及其与思想的内在关联，将成为‘唐代儒学与文学’研究难以跨越的障碍”（第8页），但这种障碍似乎在之后或是被作为不言自明的前提轻轻揭过，或是被一些暴论式的转折强硬榫合。例如：
高宗武则天时期对于政治景观的营造热情，在七世纪下半期催生了众多高度仪式化的政治行动与以形体复杂宏大著称的器物及建筑。此种政治风习，在依赖于政治言说以谋取合法性的同时，也影响了文学文本自身的呈现样态。政治风习的影响以及汉语史自身演化所形成的“当世”性，是此时期文学书写所必须面对与接受的当世条件。而此条件的存在，却多少会与关于文学的古典想象及功能认定产生难以回避的冲突。（第195页）
这一段语势雄奇的论述，认为高宗、武朝的政治景观建设影响这一时期文章“对偶对、用典与声律的讲求”（第197页），因此与相关士人的复古理想有所冲突——这一想飞天外的论断究竟足征与否，只好各自拈花微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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