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塞斯回忆录

经济危机的起因
    彭定鼎 翻译 
    注释：这篇哈耶克的引论是为德文版的《随想与回忆》（Erinnerungen von Ludwig v
     
     
     
    尽管路德维希·冯·米瑟斯毫无疑问跻身于他那一代最重要的经济学家之列，但直到他的不同寻常地漫长的学术生
    若不是因为会大大延误这些在他的手稿中发现的回忆录的出版，我本来很愿意利用这个机会分析一下，作为经济学
    他的著述中无处不在的是对社会发展的全面的诠释。与少数几位像马克斯·韦伯——他们二人之间有着罕见的相互
    下面的会议就他的历程、地位和观点所讲述的比我知道的或者能够说的多得多。我这里只能尽力补充或者确证关于
    然而，当他发现我的兴趣专注而且知识的掌握令他满意之后，他在所有的方面帮助我并且鼎力游说，使我在美国的
    直到我1924年夏天从美国返回后，我才被那个已经存在了一阵子的圈子接纳，米瑟斯的学术著作也主要通过这
    米瑟斯在白天全身心地处理紧急的政治和经济问题，而且他比大多数其他人更好地了解日常的政治活动、现代历史
    他所关心的问题主要是那些他认为流行的见解谬误的问题。这本书的读者节能会有这样的印象：他对德国社会科学
    这使得他在职业经济学家中以及那些他有学术和职业接触的维也纳社交圈子中益发孤立。当他反对时尚的社会政策
    假如门格尔活得更加长久、庞巴维克（Eugen von B?hm-Bawerk）没有英年早逝，米瑟斯或
    米瑟斯向古典自由主义的回归不仅是对主流趋势的反动。他丝毫不具备聪明的讲习班成员熊彼得（Josef S
    在当今的世界上，米瑟斯和他的学生被认为是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他们当之无愧，尽管米瑟斯只代表奥地利学派的
    由于米瑟斯从未在经济学领域中在德语世界正式任教，而且由于他直到年近六旬之前将大部分时间用于非学术活动
    然而他并不总是平易近人。他用于支持他的不受欢迎的观点的论据并不总是完全无可争辩的，即便深思之后人们还
    我必须承认，我经常起初并不认为他的论据是完全令人信服的，只是后来才慢慢明白他基本上是对的，而且，经过
    在他的婚姻和他在美国的活动的成功使他变得温和之后，下述回忆——在他最苦闷最无望的时期写就的——可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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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时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就出在维也纳人当中，这一点他们从未明白。
     
     
    F.A. 哈耶克
    里斯本
    1977年5月
第一章：历史主义
第二章 国家至上主义
    到了1900年前后，德语国家的大多数人要么是国家至上论者要么是民族社会主义者。人们称为资本主义的那个
    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党人的纲领则清楚得多。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干预主义不过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而在理论上拒
    中产阶级反对社会民主党并非因为党的经济纲领于他们不利，而是因为党对于既有的制度的过分简化的描述和对不
    然而，每个人都看到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包含有真理的内核。这一点可以从对社会改革的要求以及持续推动社会化（
    我上大学的时候也是国家至上主义者，毫无保留的。然而，我与我的同学的不同之处在于我是自觉地反对马克思主
    我这一生遇到过西欧和中欧的几乎所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我只发现一个人还不算庸才。鲍尔（Otto Bau
    鲍尔上维也纳大学的时候已经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由于不知疲倦的勤奋和对观念的睿智理解，他精通了德国唯
    作为年轻人，鲍尔下定决心绝不背弃马克思主义信念，绝不向改良主义或者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让步，永远不做M
    我知道问题所在。布尔什维克主义将在几天之内把维也纳引向饥荒和恐怖。打家劫舍的暴民将涌上街头，第二次血
    鲍尔十分睿智，不可能认识不到我是对的，但是他从未饶恕我的罪行——把他转变成了Millerand。他的
    上大学的头两个学期，我加入了社会科学教育协会（Sozialwissenschaftlicher Bi
    我怀着极大的热情投身于经济学和社会政治的研究之中。起初我贪婪地不加批判地阅读社会改良者的著作。如果一
    我在大学第五个学期首次开始怀疑干预主义的天然正确性。Philippovich教授要求我做关于住房状况
    然而，使我理解干预主义的真正面目的还是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
    1908年， 我加入了中央住房改革研究会（Zentralstelle für Wohnungsref
    打击房产领域的大规模投资和企业化经营的税收是不良住房状况的原因。奥地利没有有利可图的房地产投机。对公
    对房地产收益的税率也是过高。在维也纳，超过40%的毛收入以联邦、州和地方税的形式被征收。房主和建筑承
    对既有房产和地产收益的税收减免并没有降低租金，而且事实上提高了收益和市场价格。为了弥补损失了的税收，
    我的观点得到普遍的认同并非轻而易举。中央研究会的人起初对我的形势的评估疑虑重重。但是很快他们就全都信
    我在中央研究会的活动直到战争爆发之前都一直很活跃，我心满意足。除了Robert Mayer之外，还有
    我只在一个论点上与我的同事意见相左。中央研究会与把大量资金用于各类住房建设的纪念约瑟夫皇帝公共住房基
    我的观点没有得到认同。但是讨论的结果是没有定论，因为战争中止了这些住房的建造。当时。阿道夫·希特勒就
第三章 奥地利问题
    多语言的哈布斯堡（Hapsburg）政权本可大展宏图。它可以制定宪法使得说不同语言的人民能够在共同体
    1900年，奥地利不受国民拥护。民族主义原则（注释：民族主义原则，以及民族这个词，在本章中指的是语言
    只有在维也纳还有少数人苦心积虑地企图维护国家。哈布斯堡王朝的灭亡及其引发的事件表明，这些人历尽艰辛挽
    下述事实明白无误地表明了这样的缺乏：没有人相信那些把奥地利的未来放在心间的人们是真诚的。人们可以做“
    这个时期，维也纳没有人能够逃避对民族主义问题的关注。鲍尔和Karl Renner最先提出了民族自治纲
    我怀着极大的兴趣关注这些努力，但我对于他们取得成功的可能性毫无信心。无可否认，多瑙河独裁政权（Don
    现在我必须承认，我当时把奥地利的事务判断得过于严重了，而且我仅仅从书本或者短期、肤浅的访问中得知的外
    国家（state）和民族（nation）的观念的分裂促进了人们对在其它国家不易看奥的问题的研究。英语
    因此我主要关注的是干预主义的后果。每一个干预主义措施在一个民族混杂的国家都会影响权力平衡。
    奥地利政客们实际上知道这一点，议会会议记录和报刊中有很多关于这个问题的材料。我首次注意到这些问题的广
    我的计划是仔细地研究这些问题。我在1913-1914学年主持了我的第一次大学讨论班，并且挑选了四位年
    四位年轻学者中，两人在战争的最初几周里丧生。第三人据说在1914—1915年的冬天在Carpathi
第四章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
    我刚上大学时，卡尔·门格尔即将结束教学生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在大学里很少被人们注意，我当时也对它没有
    1903年圣诞节前后，我第一次读了门格尔的《经济学原理》（Grunds?tze der Volksw
    多年后我才见到了门格尔本人。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70多岁了，听力不佳，感染了眼疾。然而，他的精神却
    我相信我知道门格尔的灰心丧气和过早的沉默不语的原因。他的敏锐智力已经认识到奥地利、欧洲以及世界的走向
    我的外祖父有个兄弟，我出生之前他已经过世。这位小爷爷兰道（Joachim Landau）博士是奥地利
    根据我外祖父1910年前后对我的转述，门格尔说了这样一些话：
    欧洲列强实行的政策将导致可怕的战争，最终导致恐怖的革命、欧洲文化的灭绝和所有国家的人民的财产丧失殆尽
    事实上，门格尔的储蓄都投资于瑞典债券。
    一个人如果在40岁之前就如此清楚地预见到灾难和他所看重的一切事物的毁灭，那么他无法避免悲观和绝望。古
    同样的悲观磨灭了所有目光锐利的奥地利人的意志。做奥地利人的可悲的好处就是能够看出命运。Grillpa
    可以理解，我与门格尔经常讨论Knapp的《货币的国家理论》（Staatliche Theorie d
    门格尔说：“这是普鲁士政治科学的逻辑结论。这个民族的精英在经济学出现200年之后崇尚这样的胡说并且把
    门格尔在维也纳大学的继任者是维塞尔。维塞尔是诚实的学者，具有很高的个人修养，智力卓群。他幸运地比别人
    使得奥地利学派与众不同而且使它享有永久声誉的是经济行动的学说。奥地利学派利用了静止和均衡的观念，离了
    由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是关监狱人类行动的学科，甚至熊彼得也不能被算作该学派成员。在他的第一本中，熊彼得
    有必要纠正使用奥地利学派这个表述可能引起的误解。门格尔和庞巴维克都无意创立一门通常在学术圈子里的意义
    门格尔从未试图取悦于同行换取他们推荐他担任职务。作为财政部长和前任部长，庞巴维克本可运用我影响力；但
    哈耶克在钻研门格尔的科学论文的时候发现的一段话最好地表达了门格尔对这类问题的立场：“在科学中，只有一
    于是，奥地利的大学的学术职位落入了德国历史学派的后裔之手。随后，Alfred Weber和Spiet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是奥地利的，其意思是它产生于民族社会主义企图摧毁的奥地利文化土壤。在这样的土壤上，布
    奥地利政府并没有促进所有这些伟大的运动。相反，它撤消了波尔扎诺和布伦塔诺的教职；它孤立了马赫，而且对
    庞巴维克在Innsbruck当教授。他越来越不喜欢这个职位；这座城市、这所大学和Tirol省的思想荒
    庞巴维克的讨论班的开设是维也纳大学历史和经济学发展史上的伟大日子。他选择了价值理论的基础作为第一学期
    我定期参加庞巴维克的讨论班直到1913年我得到晋升。在我仍然参加的最后两个冬季讨论班上，讨论的题目是
    庞巴维克是个了不起的讨论班领导人。他把自己更多地看做是主持人而不是教师，并且偶尔加入争论。不幸的是，
    庞巴维克毕生的工作深入浅出。他对过去的经济学的深入批评和他自己的理论成为了我们的宝贵财富。然而，人们
    对奥地利的未来及其文化的担忧使得庞巴维克晚年生活在忧郁之中。战争爆发之后几周他就心脏病发作。我所在的
第五章 关于货币理论的首次论述
    Karl Helfferich在1903年的著作《货币》（Das Geld）中断言，边际效用理论未能
    我的最早的成果发表于Zeitschrift für Volkswirtschaft, Sozialp
    1908年秋，Edgeworth（Francis Ysidro Edgeworth (Ysidro
    我在写这些文章的时候思考的观念已经使我认识到当时通行的货币理论的最大的失败之处。我确信收支平衡理论和
    我决定在这篇文章中不提及我对Knapp关于中央银行外汇政策的论述的批评。尽管他一度在德国和东欧被所有
    我的论文论述奥地利–匈牙利中央银行黄金券兑现的法律要求的问题。多年来，银行一直毫不踌躇地一视同仁地
    那些反对法定恢复黄金偿付的人炮制了一个站不住脚的理论支持这个论点。他们声称，有法定义务偿付黄金的银行
    这个学说是完全错误的。银行从未区别法定的和非法定的兑换要求；它自1900年以来就满足所有的兑换要求。
    这个学说既不是新的也不是奥地利独有的。它是15-20年前法国主张黄金溢价政策（gold-premiu
    我刚刚完成我的论文，就吃惊地收到银行副总裁的邀请。我去Waldmayer先生的办公室拜访了他。他说他
    从我与Waldmayer的谈话中，我得到的印象是，银行管理层特别感兴趣于维持现状。我无法理解这一点。
    许多年后我才对此有了个解释。1912年，当我发表关于银行特权第四次续期的文章、并且再次遭到反对黄金偿
    对我的论据的最强烈的的抨击来自Walther Federn，经济周刊《奥地利经济学家》（?sterr
    剥夺了维也纳的经济媒体的独立性的不是这些款项，而是受到束缚的记者们的无知。维也纳经济媒体的伟大时代早
    Federn在我的文章发表之前两年接受了银行官员就外汇问题的速成培训；他在维也纳的报纸和《法兰克福报
    庞巴维克向我披露了银行特殊账户的时候，我遭遇了新的问题。那个时候，我已经——这么说吧——功成名就了许
    经济学家是论述学说的而不是对付人的。批驳错误的学说他的责任；揭示歪理邪说背后的个人动机不是他的任务。
    我毕生都坚持这些原则。尽管我知道我必须对付的干预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堕落的许多甚至全部内容，但我从未
    1912-1913年冬，身处巴尔干战争引发的危机之中的奥地利—匈牙利银行的确试图拒绝一些外汇兑换要求
    通货膨胀论者希望达到的目的是降低奥地利克朗相对于黄金、外汇和国际经济品的购买力。这一点很容易就被反对
    当然了，我完全知道奥地利的公众舆论支持通货膨胀论，而且除了我之外没有几个人支持稳定汇率的政策。当时的
    这个好处很快就全面降临了。
第六章 货币和信贷理论
    写完了银行的外汇政策的两篇文章之后，我打算继续我在货币与信用理论方面的工作。1909年1月初，我刚刚
    我在写书过程中遇见的最大的困难是，我企图论述广泛的经济学问题中的一部分。但是经济学必然是封闭的、统一
    当时的主流思想认为，货币理论能够清楚明确地与经济学问题的大结构分离开来；它事实上不属于经济学领域，在
    我已经开始写作我的直接交换理论，要是我能够安心花时间的话我本可以在将其与间接交换理论一起纳入第一卷。
    我想明确强调，我与门格尔和庞巴维克的著作的分歧更多的是关于他们没说的而不是他们说过的话。我感到遗憾，
    所谓的价值的度量以及相关的总价值的问题是货币理论中我无法视而不见的问题，尽管他们属于更加一般性的价值
    我在我的书的最初几节中阐述了这些问题，批驳了熊彼得和费雪（Irving Fischer）的错误。Cu
    关于货币购买力的计算和变化的理论以门格尔的现金持有理论为出发点。所有进一步的理论我都必须从新建构。这
    贯穿全书我采用了步步推进的方法，这个方法今天在时期分析（period analysis）或者过程分析
    在我的论货币的著作中，我没有直接批驳数理学派。我提出了正确的学说却没有抨击数学家的方法。我甚至克制了
    步步推进分析必须考虑时间流逝。原因和结果之间的时间差成了单个的接续的结果之间的时间差的总和。考察这些
    为了说明我之前针对门格尔和庞巴维克的学说提出的反对意见，并且给出一些具体例子说明老一代和年青一代奥地
    他们提出了直接交换理论并且认为所有的经济学理论问题都能够不必借助“无货币的利伯维尔场交换”这个虚构的
    在论述不同种类的货币的兑换率的形成的那一章中，我试图重述被“收支”理论压制的李嘉图的无可辩驳的学说。
    我的书论述的第二个大问题是信托媒介（fiduciary media）的问题。我被迫创造这个新词以克服
    我在书的最后一节中讨论了当时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也就是货币和银行的问题。在结束语中我指出，关于银行的
    人们可以预计，我的书被德国的科学刊物以最严厉的方式拒绝了。我并不在意。我知道我的观点很快就会为人接受
    被批评家“毁掉”的新书是持久的、有价值的。那些只说别人想听的话的人最好沉默不语。Knapp、Bene
    第一个对我的书给予好评的经济学家是安德森（B.M. Anderson），他在1919年出版的《货币的
    凯恩斯在战争爆发之后出版的第一期《经济学刊》（Economic Journal XXIV(1914)
    我的书在他看来不是建设性的，也不是原创性的；这本书中并不令人振奋。他补充说：“因此，人们合上这本书之
第七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
    我在本文中不必记述战争或者我在战争中的经历；我只限于谈论那些对我实现目标有所帮助的那些军事和政治问题
    这场战争是在德国的讲坛上宣扬了几百年的意识形态的结果。经济学教授们为战争的思想准备做出了贡献。他们不
    敌对阵营的状况也好不了多少，但是在那里人们发现许多人宁愿三缄其口。坎南（Edwin Cannan）认
    战争的头15个月里我很难读到报纸。稍后情况有所好转。到了1917年底，我不再上前线了，而是在维也纳在
    战争末期，我在奥地利银行与银行家协会的刊物上发表了一篇短文，这本刊物只供会员，不向公众出售。我对通货
    1918年夏天，陆军总司令部为向部队鼓动爱国主义的军官们组织了一次课程。我讲了一课“战争成本与战争贷
    我在战争时期的经历是我的注意力转向一个对我来说日益重要的问题；其实我想称之为我们的文化的首要的根本的
    只有完全理解经济学理论的人才能领悟经济和社会政策的大问题。只有掌握了经济学的最艰难的内容的人才能判断
    一些思想派别干脆对这些问题视而不见。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说法是，历史发展的辩证过程在根本的道路上不为人察
    18世纪的自由主义者充满了无限的乐观精神：人类是理智的，因此正确的观念最终会得胜。光明将取代黑暗；教
    我们不再持有这样的乐观主义了。在启蒙时代，人们不难在对立的事物——迷信和自然科学，专制和自由，特权和
    人们必须作出决定。告诉同胞们该做什么样的决定实在是经济学家的职责。但是如果经济学家不够能言善辩、被煽
    如果人们指望新的选举制度或者公共教育的一些改良将有所帮助，那么他们就错了或者说未能理解这么做的后果。
    据一些人说 ，问题出在公共教育和公共信息的领域。但是如果我们相信正确的见解能够通过书籍报刊的发行并且
    于是我感受到了长期以来占据着欧洲最优秀的头脑的绝望的悲观主义。我们今天从布克哈特（Jacob Bur
    人们在不可避免的灾难面前如何作为是脾气秉性决定的。在中学时，按照习俗，我选择了弗吉尔（Virgil）
第八章 工商会
    继续叙述我的科学活动之前，我必须谈谈我的实践活动。从1909年到1938年，我供职于下奥地利商业与工
    在奥地利，工商会是由选举出的工商业人士组成的议会下设单位。它的资金来源是职业税之上的附加税，国内贸易
    干预主义的甚嚣尘上带来了剧烈的变化。部长们、官员们和议员们对于经济学的问题一无所知。大多数情况下他们
    维也纳工商会的会长Rudolf Maresch和Richard Riedl知道利用这些有利条件扩大机
    1909年，维也纳工商会管理层的延续出了问题。Maresch退休几年了，1909年Riedl被任命为
    工商会是我能够在维也纳工作的唯一机会。教授职位不再对我开放；只保留给干预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任何不属
    我自己创立了我的职位。正式地说，我不过是会长办公室的职员。正常情况下，我总是有个领导和同事。我从未有
    这并不是说我的主张都得到了贯彻或者我反对的事情都得到了纠正。在几位朋友的支持下，我进行了毫无希望的斗
    无疑，并非工商会里发生的所有事情都得到了我的批准。我不关心纯粹的行政事务。我把全部精力用于重大的经济
    有时候人们批评我过于粗鲁过于顽固地表述我的观点。也有人说，要是我表现出更多的妥协意愿，我会做到更多的
    只要查查工商会出版的进展和业务报告，甚至查查档案，人们就能证实我的说法。那些把我标注为作者的报告和建
    我是战后的奥地利的经济良知（economic conscience）。很少有人帮我，所有的政治党派都
    我乐于与工商会的同行们一起工作。他们中的许多人知识渊博能力出众，对我支持有加。
    我在工商会的工作大大拓宽了我的视野。我现在掌握奥地利文明衰落时期的社会和经济史的材料，这在很大程度上
    我在工商会的工作的主要内容不是处理商业问题，而是处理与财政、货币、信用和税收政策有关的问题。此外，我
    1926年，我成立了奥地利工商业循环研究所（Austrian Institute for Busin
    在本文中不必更多地论及耗费了我在工商会的时间的头绪繁多的工作了。工作很艰苦，而且许多琐事常常是劳神费
    我在1918到1934年间的政治活动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我在第一个阶段——从王朝1918年秋天的崩溃到1919年秋天——的最重要的任务是抢在布尔什维克夺权之
    这个危险被克服之后，我集中全部精力力图中止通货膨胀。在这场战役中我找到了一位杰出的同志Wilhelm
    我们斗争了三年才达到目的：恢复平衡的预算和停止进一步增发纸币。奥地利克朗稳定在14，400纸克朗兑换
    要不是我们激烈地反对赤字的延续和通货膨胀政策，很可能早在1922年克朗就会跌至其1892年黄金平价的
    Rosenberg和我在这件事情上有清醒认识。我们知道复苏背后的真相。我的朋友被绝望带来的悲观压垮了
    我们争取平衡预算的胜利姗姗来迟，这是因为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才使基督教社会主义党信服，有必要取消旨在降低
    人们一定不可低估基督教社会党领导人Seipel教授（Seipel在1920年代当过总理，而且是被梵蒂
    Seipel感谢我们直言相告。他感到必须采取有效的必要手段，即便它们对党造成危害。这位政治家与蛊惑民
    不幸的是，他的超凡脱俗对他的政治活动是有害的。他认识不清他的基督教社会党和日耳曼民族党员同事们的腐败
    这些党内友人，特别是副主席Viktor Keinboeck（他是律师，后来当上财政部长、之后担任国家
    Kunwald读书甚多但不会以经济学方式思考问题。他以审查合同的法学家的眼光看待经济学问题。但是他看
    Kunwald得到了一些基督教社会党政客和几个银行家的无限信任，他曾经在困难的法律问题上给他们出过主
    当Rosenberg和我在货币稳定化问题上说服了Seipel和他的党之后，他们选择了Kunwald作
    我确切地知道Kunwald的乐观说法居心不良。他事实上正确地判断了银行和大企业的处境并且偶尔说出并不
    与Kunwald的不利影响斗争极其艰难。如果要保护奥地利经济的信用不受损害，这样的问题就不能在公开场
    考虑到严峻的信用状况，我从未展示美化了的状况，我也没有容忍统计数字的夸大缩小，更别说造假了。我布置研
    我在战后奥地利的政治活动的第三个阶段的工作比前两个阶段的工作更加艰苦。这个艰苦来自每天每日与无知、无
    人们谈论奥地利的时候采用的Lebensunf?higkeit（字面意义是“活不下去”或者“缺乏生存能
    在奥地利之外，甚至那些在圣日耳曼和平条约中加入了禁止合并的条款的那些集团也持有这样的看法。他们主张特
    除了发放这个国际联盟贷款和1932年的另一笔贷款之外，西方列强没有做任何事情帮助奥地利。纳粹设置障碍
    日耳曼民族主义者自从专制政权垮台后就称自己为“大日耳曼”党，他们在奥地利的Lebensunf?hig
    不必阐述小国的Lebensunf?higkeit理论是多么荒谬。但我的确想指出，当权的保护主义者引用
    考虑到煤市场的不良状况，煤必须进口这个事实并非劣势。必须注意到，一般而言，在始于1929年的大萧条时
    同样，在金融方面，新奥地利国遭受旧的国家的解体的损害小于奥匈帝国的其它地区。在旧帝国，政府曾经用一些
    有人说奥地利必须承担旧帝国遗留的与之不成比例的行政机构的负担。这也是不对的。新的奥地利继承了少量公务
    Lebensunf?higkeit这个噱头字眼的害处怎么估计也不过分。只要人们提出改革方案，当权者立
    这个境况是我对合并方案的立场摇摆不定。我对于德国合并之后可能危害奥地利文化的危险当然不会看不出来。但
    自从1922年的货币改革以来，基督教社会党和大日耳曼党的联合体就是奥地利名义上的统治者。社会民主党是
    社会民主党掌握实权与它的议会席位和投身政府并不关系。真正的原因是它的恐怖机器。
    该党统治所有的工会，特别是铁路、邮政、电报电话行业的工会。该党任何时候都能够通过罢工使所有的经济活动
    在旧帝国社会民主党已经接管街头了。在1907年引发了奥地利议会的普遍、平等和直接的投票权的骚乱中，社
    马克思主义使得社会民主党人既盲目又愚蠢。在奥地利共和国的早期，一次我听到社会民主党市长Seitz说：
    我的回答是一句维也纳人常说的话：“Es sollen auch schon vierst.ckige
    早在1918/1919年冬天，社会民主党人制造的恐怖迫使其它奥地利人加强防卫。经过几次失败，“近卫队
    我怀着恐惧看着这个显然不可避免的趋势。显而易见奥地利正在走向内战。我无能为力。甚至我最好的朋友们也认
    近卫队的出现在政治中引入了一个新的类型：没有受过教育的冒险家和目光短浅的暴徒夺去了领导权，因为他们四
    随着1931年5月土地银行的破产，我在工商会的活动的第三阶段告终。之后我的活动范围十分有限。我尽我所
    但是保卫奥地利的战斗还是失败了。即便我本人大获全胜，奥地利也得不到拯救。消灭她的敌人是外来的。奥地利
    奥地利的问题不再是内部的了。她的命运掌握在西欧手中。任何想要帮助奥地利的人只能在国外帮助。我在193
    我在工商会奋战了16年，取得的成果不过是推迟了灾难的发生。我个人做出了重大牺牲，即便我总是预见到我无
     
第九章 我在维也纳的教学活动
    没有什么召唤比大学教授更加令我欣喜了。作为自由主义者，我早就认识到我在说德语的大学里永远不会得到全职
    1913年，我应聘进入维也纳大学法学院担任无薪讲师；1918年春我被授予编外教授（全职教授，但与普通
    我在奥地利的学术生涯就此打住了。我估计民族社会主义者在1938年把我的名字从讲师名单上删除了，但他们
    我在学术生涯的早期在课堂授课。后来我只主持关于经济学理论问题的2小时讨论班。讨论班一年比一年成功。几
    维塞尔退休之后以及Grünberg去了法兰克福之后，经济学的三个教授席位由Othmar Spann、
    Spann和Mayer嫉妒我的成功，并且试图离间我和我的学生。我的学生声称他们在测验时遭到了不同寻常
    在我的讨论班注册的学生不得使用经济学系图书室，除非也注册三位教授之一的讨论班。这些措施完全没有达到目
    我不能终日纠缠于这些事务之中。更加严重的事情是维也纳大学一般而言的教学的低水平。我的学生时代充盈着大
    由此人们可以想象学生的平均教育程度。我主持过国家社会科学大考中的经济学与财政学考试。考生表现出的无知
    在奥地利，逐渐消失的一小群维也纳知识分子和所谓的受教育的人民的大众之间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教育体系已
    作为工商会的官员我再次感受到了这些状况。当教师的时候我只教经过挑选的最有才华的学生。甚至1906-1
    我的教学活动的重点在我的私人讨论班（Privatseminar）上。1920年起，从10月份到6月份
    在这个班上，我既不是教师也不是主持人，我只是班长（primus inter pares），我收获的多
    小圈子里的每个人都是自愿来的，只是因为对知识的渴望。他们来的时候是学生，但经过几年之后成为了朋友。后
    私人讨论班没有任何正式的立场或者职能。它与大学或者工商会都不相干。它一直就是我的年轻得多的朋友们的小
    我们没有创建学校或者社团或者学派。我们更多地通过诘难而不是赞同相互支持。但是在一件事情上我们团结在一
    在这种坦诚的思想交流之中没有什么伟大光辉的事情；我们都乐在其中。
    除了私人讨论班，还有第二个从事经济学研究的朋友团体。1908年3月12日起，Karl Pribram
    任何对经济学问题表现出真正的兴趣的人都能够加入学会。我们在银行学会的会议室举办不定期的晚间会议，会员
    由于不想冒犯大学教授，我们感到有必要由Hans Mayer担任会长，我任副会长。1934年我去了日内
    1938年3月19日，Hans Mayer写信给所有的会员通知说，考虑到日耳曼奥地利的状况的变化，而
    这是学会的最后的消息。
第十章 在德国的科学工作
    我参加了1909年在维也纳和1911年在纽伦堡的社会政策学会（Verein für Sozialpo
    1919年在Regensburg会议上我当选为理事。这没有什么意义；这不过是惯常性地授予那些为协会的
    我当选为——我相信是在1924或者1925年——德国社会学会（Deutsche Gesellscha
    1933年我退出这两个组织。
    我对德国的经济政治科学（economic state sciences）和社会学的教授们并无好感。其
    这些人不是经济学家，而且事实上他们的立场通常是反对经济学的，但这并不怪他们。不管怎么说，他们是Sch
    更加糟糕得多的是，他们总是随风而动。1918年他们中的多数人同情社会民主党人；1933年他们赞同纳粹
    桑巴特是这群人的大师。据说他是经济史、经济学理论和社会学的先驱者；他被认为是正直的人，因为他曾经激怒
    他对经济学毫无兴趣。在1922年前后，当Weiss-Wellenstein——当着我的面——问他是否
    然而，与桑巴特谈话要比与多数教授谈话有趣得多。至少他不愚蠢也不狭隘。
    许多教授自称是理论的专家。Gottl和Oppenheimer，他们偏执地自负；Diehl心胸狭隘，无
    那些年里在社会政策学会掌门的是Eckhart教授，他是个令人喜爱的莱茵兰人，除了一些德国海上商业史的
    与这些人的接触使我明白，德国人无药可救了；这些平庸的笨蛋已经是从最优秀的人里面挑选出来的精英了。他们
    1918年，在维也纳，韦伯对我说：“你不喜欢社会政策学会。我更不喜欢，但在当时，这是我们这个领域里的
    我听从了韦伯的劝告，尽管我知道不会有结果。作为奥地利人、作为私人讲师、作为理论家，我一直是社会政策学
    甚至韦伯对此也无能为力。这位天才人物的早逝对于德国来说是灾难。要是韦伯活得更长久，今天的德国人民就能
    我在这两个德国学会里遇见了一些是我深受裨益的人。我首先记起的是哲学家和社会学家Max Scheler
    有两次人们传言说有可能任命我在德国大学当教授：1925年在Kiel大学，1928（或者是1927年？
第十一章 对间接交换的进一步研究
    我对《货币与信贷理论》有几个不满意之处。我感到有必要消除其中的缺陷。对我的书的批评以及自1911年以
    无疑，过去30年间出版的其他关于货币和信贷问题的著述都是无甚价值的。科学思想的堕落是令人震惊的。人们
    的确，多数书籍和文章都是完全无谓的。
    这样的刻薄判断主要适用于这样的著述：它们声称指出了与正统理论冲突或者未得到正统理论说明的错误。作者们
    我相信跟上文献的进展并且严厉批判所有胡言乱语和不知所云的说法是重要的工作。当然了，这不会阻止人们重复
    此外，我还认为，对一些当前的谬误的反驳为我们这门科学中的年轻人提供了许多博士论文的题目。事实上，经济
    我这里只想提及一篇这样的论文，由于1920年代奥地利全国的困难状况而未能出版。这篇论文使Helene
    在我的讨论班上，我抓住一切机会驳斥流行的谬误。其实，我既没有时间也没有愿望把我的辩论用于驳斥已经被反
    我在通货膨胀时期发表了许多文章力图说明货币贬值的性质并且反驳兑换率的收支理论。除了上面提到的关于数量
    我为《社会政策学会会刊》（Schriften des Vereins für Sozialpolit
    在《货币与信用理论》的第二版中以及“货币稳定性与循环政策”（Geldwertstabilisieru
    写作《国民经济》给予了我机会再次透彻思考我的货币和信用理论并且以新的形式表述它。
    在我的关于货币的书中，我只是为了批驳货币的中立性而批评了广泛为人接受的“不借助货币的直接交换”的概念
    在我开始写作《社会主义》一书时，我被迫特别强调交换学（catallactics）的基本内容。在不考虑
    一切否定我的文章的不可辩驳性的尝试都注定失败，因为这些反驳都没有触及问题的核心——价值理论。许多书、
    直到写作《社会主义》这本书的时候我才最终有机会透彻地论述经济核算的问题。当时，我只能满足于揭示以往人
     
第十二章 社会合作体系
    社会主义经济中经济核算的不可能性是我1922年首次出版的《社会主义》（Gemeinwirtschaf
    我相信这些书中表述的理论是无可辩驳的。我引进了论述这些问题的一个新的方法，这是唯一能够对政治问题展开
    断言生产数据私有制不可避免地导致社会主义或者干预主义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回事。即便真是如此，它也不会否定
    我不时感到，我的著述有希望产生实际的果实并且使政策走向正确的方向。我时刻寻找着意识形态变迁的证据。但
    在我关于社会合作的著述中，我花了许多时间和精力与各种类型和各种潮流的社会主义者以及干预主义者争论。当
    一些人指责我没有考虑合作的问题的心理方面。不管怎么说，人有灵魂。据说灵魂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受到压抑，它
    首先，重要的是认清这个论据（我们称之为心灵论据）与我们所称的头脑论据不兼容。头脑论据是社会主义者和干
    当然了，在判断心灵论据的时候，社会主义生产体系造成的经济福祉降低的幅度是决定性的因素。由于这个幅度无
    我用另一种方式避开了无法运用心灵论据的问题。如果社会主义制度由于其中无法进行经济核算而导致混乱，而且
    我从未否认，情绪因素说明了反资本主义政策为什么受到欢迎。但是不适宜的主张和措施不会因为这类因素而变得
    人们指责我高估了逻辑和理性在生活中的作用。理论上说没有非此即彼。人们告诉我说，生活是由妥协组成的。在
    这个批评是错误的。人们希望全面实现他们认为美好的目标。没有什么比实现了一半的愿望离人们更加遥远了。历
    今天我们面临一个不同性质的问题。公众向往社会主义或者干预主义；不论如何，他们反对资本主义。但是个人主
    资本主义之前的时代一直都存在干预主义，但这一事实并不能让我们稍感心安。那个时候地球上的人口少得多，而
第十三章 认识论研究
    纵贯19世纪，在崩溃的古老宗教信仰的废墟上，各个教派开始退缩防御；它们试图向追随者们提供丧失了的信仰
    实证主义通常被认为是随着社会学的发展而为人接受的。社会学这个词就是孔德（August Comte）发
    德国的大学一度拒绝实证主义并且对社会学关起大门。这种敌意与科学上的审慎毫无关系，而是政治性的。当实证
    人们也可以说，德国认识论的最后一次的巨大动作不是为了论述实证主义提出的问题，而是为了论述那些因实证主
    于是，我上大学的时候看不到经济科学有存在的可能。当时我确信经济史必然运用历史学科的手段和方法，永远不
    我实际上开始了解经济学之后，我的认识论遭到了无法克服的危机。我无所适从。方法争论（注释：1880和1
    我试图用这个事实安慰自己：重要的是推进科学的发展，方法论的问题不那么重要。很快我就认识到这个立场是错
    我在洛桑学派和盎格鲁—撒克逊学派的著作中没有找到答案。在这些著作中我甚至遇到了同样的在不可调和的观点
    我犹豫了很久才决定将我对这些基本问题的研究公之于众；我知道它们远远超出了经济学领域。事实上，我所研究
    截止现在，逻辑和认识论仅仅涉及到与经验和自然科学以及数学的演绎体系相联系的思维。与之相对，历史根本就
    辨认出历史方法的性质是一个巨大的进步，理解（Verstehen）和理想类型（ideal types）
    在最初发表于1928年的文章中，我企图消除经济行动和非经济行动的区别。主观价值论已经使得人们不必担心
    第二篇文章名为“社会学与历史”，内容是对关于人类行动和历史的的理论科学的研究。我在该文中错误地用社会
    在第三篇文章中，我将历史学科中的理解与经济学和人类行动学中的领悟做了对比。最后，在用作《国民经济学的
    我完全明白我的理论起初会遭到反对。我清楚地知道我的同时代人的实证主义偏见。主流的泛物理主义（panp
    在我看来显而易见的是，我不可能用对人类行动科学的认识论性质的说明撼动实证主义形而上学——更别说消除它
    这样的大白话表述达尔文主义。人们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摆脱这样的粗糙的简化。在此之前，中产阶级仍将接受流行
    为数不多的思想家是否满足于经验主义体系是另一个问题。我这里暂且不说这个体系拒绝承认人类行动的科学，因
    按照实证主义的说法，逻辑原理是任意选择的被证明为有效的或者有用的约定。其实这么说，人们只不过是在推延
    由于这些逻辑原理是任意获得的，那么人们能不能轻易地选择另外一些原则呢，如果它们对于达到目的同样有效？
    逻辑的基本前提被称为游戏规则。但是我们必须补充说，这场游戏就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生在这场游戏中而且只要
    人类行动学的特殊使命就是揭露约定主义（conventionalism）的谬误，因为它并不坚持关于“目
    坚持不懈地讨论先验事物会得到什么结论绝非显而易见的。即便我们认可经验使我们理解了手段和目的的范畴，问
    约定主义也是一样。有什么其它的游戏规则能够取代逻辑原理或者人类行动学的行动的概念呢？人们可以用随意选
    我们说经济学是从先验立场出发的演绎体系，这并不是说我们在计划建立新的经济学。其实呢，我们是在表明今天
    当然我注意到也有人把经济学当做经验科学。有一个经济学会采纳了这样的箴言：“科学就是测量。”和门格尔一
    甚至在经济史中，人们也必须在知晓（comprehension）的方法不够用的时候运用理解（under
    数学和物理学正在经历危机，之后它们将以新的形式呈现。这两门学科的无可争议的确定性、清晰性和严格性曾经
    我的认识论研究不仅仅促进了逻辑和认识论的发展，还揭露了实证主义、非理性主义和历史决定论的谬误。
    我也论述过多重逻辑（polylogism，存在不止一种逻辑的歪理邪说——汉译者注）。
第十四章 在日内瓦的教学活动
    干了30年后，我得以从工商会的岗位上退休，终生享受每年近15，000先令的退休金。每个工商会官员由于
    工商会的机构难以见容于所有的党派了。这主要是由于我的努力造成的经济活动的开展。工商会一直是社会民主党
    工商会里只有两个官员和我一样主张为了维护工商会而斗争：维也纳的Wilhelm Becker博士和Gr
    1934年春，我完全出乎预料地收到了日内瓦的国际关系高等研究院（Institut Universit
    1934年抵达日内瓦的时候，我以为我的任期仅仅是一个学年。但是我的合同延长了；我在日内瓦呆到1939
    我远离工商会的日常工作和在维也纳无法逃避的政治责任之后感到了解脱。我终于能够全身心地而且几乎心无旁笃
    这个机构是两位董事William E. Rappart和Paul Mantoux创建的。它安排教职员
    我们都在为失败了的事业而战，这一点是明确的。野蛮主义的洪水在我们蔓延。
    那些年的日内瓦将作为国际联盟的所在地载入史册。国际联盟从来不是名符其实的。外交官们把一个伟大的观念转
    国际联盟的失败不是因为其官员的无能和懒惰。它从未发挥过切实的作用是因为它缺乏意识形态基础。在自由主义
    国际联盟的失败也使Rapport和Mantoux建立的研究院陷入了瘫痪。经常来研究院的年轻人来到日内
    新的战争的爆发大大限制了研究院的活动。现在，它仅有的学生是瑞士人和等待机会移民美国的难民。由于我不再
第十五章（最后一章）为奥地利的生存斗争
    我去日内瓦的时候，对奥地利为自主权的斗争并不抱希望。
    一线的政治家们没有能力从外部斗争；他们与外国毫无联系。他们既不懂得外国的语言，也不了解它们的心态或者
    政府对于外国记者毫不在意。向外国记者提供消息的只有社会民主党人。
    社会民主党领袖们的彻底的无能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鲍尔（Otto Bauer）在1918年向党代会提出
    社会民主党人干脆不愿意认识到，只有意大利人愿意支持奥地利反对纳粹的吞并。他们激烈反对法西斯党的对外政
    逃到伦敦、巴黎和布拉格的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现在公然拒绝支持奥地利反抗希特勒。他们感到奥地利法西斯主义
    无论如何，列强无意对抗希特勒。从1933年3月起，奥利地的命运完全掌握在意大利人手中。假如意大利没有
    没有哪些词语足以表达两次大战之间英国政治的荒唐了。英国人是不可理喻的。他们相信他们对所有事情都比别人
    捷克人的所作所为更蠢！甚至在1938年，贝奈斯（Benes，捷克总统——汉译者注）就认为恢复哈布斯堡
    与顽固不化作斗争是毫无可能的。我去日内瓦的时候曾经希望使掌权的人士明白事理。但我很快就认识到这是毫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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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1年以来，维也纳的国际联盟由荷兰人Rost van Tonningen代表。在维也纳，Rost
    欧洲大陆上只有一个国家认真地反对希特勒——奥地利。小小的奥地利在被所有人抛弃之后抵抗了长达5年才投降
我对经济学理论的贡献
    承蒙贵系邀请我就我本人对经济学理论的贡献发表讲话，我深感荣幸。这绝非轻而易举之事。回顾我的工作，我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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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货币理论
    当我开始研究货币理论的问题时，存在一个普遍的信仰，即现代边际效用经济学无法令人满意地论述货币理论。H
    这一挑战激励我运用现代边际效用的方法于货币问题的研究。这么做的时候我必须采取一种方案，它完全不同于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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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此为出发点，我提出了一个关于货币和信用的一般性理论并且试图把工商业循环说明为信用现象。这个理论今天
    社会主义制度中的经济核算
    我对货币和信用问题的研究后来导致我建立了奥地利工商业循环研究所。由此出发，我开始研究社会主义社会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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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在中间道路吗？
    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的比较研究使我注意到一个相关的问题：除了这两个能够想象的社会合作制
    人类行动
    对所有这些问题的论述使我感到有必要考察人类活动的价值和目的。我们不应当继续容忍社会学家们指责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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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观点的逻辑结果就是对经济量的一些神秘诠释的瓦解。资本这样的术语的几乎是形而上的用法就必须避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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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庞巴维克的（资本和利息）理论的弱点并非——如奈特教授相信的——毫无用处地引进生产周期的概念。庞巴维克
    根据一个经常被引述的说法，任何经济学理论的试金石是其对工商业循环的论述。我不仅试图重述循环的货币理论
    经济学家的职责：挑战经济错误
    在我的论著中，我随处都试图考察不同的制度因素和不同的经济数据的作用。我还讨论了其它经济学派提出的以及
大学的经济学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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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道路政策通向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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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放任还是独裁
IV. 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
    I. 民族自决原则
    19世纪初，大不列颠和爱尔兰联合王国的公民的政治词汇表并不区分国家、人民和民族的概念。扩张疆域并且统
    甚至在与美洲斗争的时候，英国自由主义者也同情殖民地的目标。整个19世纪，英国完全承认白人海外领地定居
    对于法国革命者来说，国家、民族和人民这几个词也是同义的。对他们来说，法国就是历史形成的国境线里的那个
    德国和意大利自由主义者有所不同。他们希望改变的国家是动荡的战争和通婚的产物；这两个国家不能被认为是自
    按照这些观念，每个民族都应当成立包括这个民族所有成员的独立国家。这一天到来之后，就不会再有战争了。王
    但是波兰人和马扎尔人的事业在一个重要的方面不同于德国和意大利自由主义者的事业。前者的目标是在古老的历
    捷克人也是这样。在早期确有一些捷克独立的鼓吹者提出根据语言的不同分割波西米亚。但是很快别的捷克人就叫
    民族自决原则源自自由主义的自决原则。但是波兰人、捷克人和马扎尔人（Magyars，主要居住在匈牙利的
    将现代民族主义的兴起归因于人性的邪恶是错误的。民族主义分子并非生而好战的人；他们是因其民族主义观念变
    西方自由主义者未能认识到，在众多广袤的土地上居住着说不同方言的人们。这个重要的事实在西欧一度能够忽略
    由于语言结构的可变性，这个问题变得尤其致命。人们并不一定永远呆在出生地。人们一直从人口相对过剩的地方
    民族自决性原则建立在这样的前提上：人们毕生都沿袭孩童时代习得的父母的语言。这也是个错误。人们可能改变
    强制性的去民族化和同化的主要手段是教育。西方历史上形成了义务的公共教育。它作为西方文明的成就传入东欧
    但是学校不是语言压迫和暴政的唯一工具。国家至上主义赋予了国家成百上千的武器。政府的所有举措能够而且必
    这一切清楚地表明为什么国际联盟公约的用国际法和国际法庭保护少数民族的做法必然失败。法律无法保护任何人
    于是，西方政治术语的概念在中欧和东欧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人们区分好的国家和坏的国家。他们像所有其它国家
    任何手段，只要能够加速回归之日的到来，都被认为是正当的、公平的。只要是为了流亡者的事业，欺诈、严重暴
    2. 语言群体
    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给民族下了不同的定义。但是我们在这里对于社会科学应当赋予它什么含义不感兴
    民族自决原则在美国和澳大利亚的政治中不存在。当美国人把自己从英国、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统治下解脱出来时，
    今天的亚洲也没有严重的语言对立。印度在语言上是极其多样的；但是印度教和伊斯兰的宗教分歧比方言问题重要
    情况可能很快会变化。但是眼下民族自决原则基本上是个欧洲的观念。它是欧洲的主要的政治问题。
    根据民族自决原则，每个语言群体都必须成为独立国家，而这个国家则必须包括所有说这种语言的人。这条原则十
    挪威人说的写的语言文字都与丹麦语文几乎相同。但是他们并不打算放弃政治独立。为了给他们的政治纲领提供语
    爱尔兰人说英语写英文。一些最杰出的英语作家是爱尔兰人。但是爱尔兰希望政治上独立。于是，他们理论道，有
    犹太复国分子希望创建由信仰犹太教的人们组成的独立国家。在他们看来，犹太人就是人民和国家。我们这里关注
    这些事实表明了民族性原则的含义和影响力。主张这条原则的人们所说的“民族”和“民族性”等同于“语言群体
    英国和法国的报刊书籍将这些斗争称为种族斗争，这是个严重的错误。欧洲没有种族斗争。人类学家无法借助科学
    这些民族的人们也没有共同的祖先。易北河右岸，德国东北部，800年前只有斯拉夫和巴尔干部落居住。它在德
    一个语言群体向另一种语言的转化并非只发生在从前。它在过去和现在都频繁发生，没有人就此说些什么。德国、
    每当人们提出一个群体是否应当被视为明确的民族并因而有权要求政治自治的问题时，其实问的是是他们所说的语
    民族性原则晚近才渗入瑞士的政治思维之中。瑞士迄今成功地抵御了分裂势力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因素是瑞士的三种主要语言——德语、法语和意大利语——的优势地位。对于欧洲大陆居民而言，学习其中
    第二个因素是政治结构。东欧国家从来不是自由主义的。他们从君主绝对专权直接过渡到国家至上主义。自从18
    在欧洲大陆有一个事例，分离两个民族的不是语言而是宗教和书写印刷中运用的字母。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说
    必须反复强调指出，种族主义和种族纯洁性与团结的考量在这些欧洲的语言群体的争斗中没有任何作用。的确，民
    匈牙利人自豪地声称他们是中世纪早期征服了他们称为匈牙利的国家的蒙古部落的后裔。罗马尼亚人吹嘘他们的罗
     
    3. 自由主义和民族自决原则
     
    自由主义的敌人否定自由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和民主政府的价值的学说的尝试失败了。那么他们对自由主义纲领——
    我们已经表明，盎格鲁—撒克逊和法兰西的自由主义观念的创始人并没有认识到这些问题。当这些问题呈现出来时
    然而，早期的古典自由主义在如日中天时产生了一个配得上伟大的法国自由主义传统的文件。人们的确无法认为勒
    为了正确地理解勒南的观念，我们必需记得，对于法国人——以及英国人——来说，民族和国家这两个词是同义的
    民族是灵魂，是道德准则（”une ?me, un principe spirituel”）。
    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对自决权的这种解释不同于民族性原则。勒南心中的自决权不是语言群体的权利而是个人的权
    从民族性原则的观点看，瑞士这样的由说不同语言的人民组成的国家的存在是异乎寻常的，一如盎格鲁—撒克逊人
    比勒南所说的更加值得注意的是他没有说的。勒南既没有看到语言少数民族的事实，也没有看到语言变化的事实。
    然而，并不能说自由主义在这个领域里失败了。自由主义关于民族和国家的共处与合作的主张只是全部自由主义纲
    为了掌握自由主义纲领的含义，我们需要设想一个自由主义主导的世界秩序。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是自由主义
    在这样的世界上，国境线划在哪里无关紧要。扩张本国的领土不会给任何人带来特殊的物质利益；一块领土分离出
     
    我们不得不生活于其中的现实十分地不同于这个理想的自由主义的完美世界。但这只是由于这样一个事实：人们拒
经济危机的起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