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民国大文人

1927年，王力撰写毕业论文《中国古文法》，指导老师为梁启超、赵元任。由于时间不足，王力只写了两章。梁阅后批曰：“精思妙悟，为斯学辟一新途径，第三、四、五章以下必更可观，亟息快见。”“卓越千古，推倒一时。”但赵元任专找瑕疵，其中有一句评语：“未熟通其文，断不可言其无某文法，言‘有’易，言‘无’难。”王力读后大为感动，从此后六字成其座右铭。
随着抗战深入，史语所再次南迁。途径广西桂林时，他们一时很难找到旅馆，只能住在一个车夫们住的旅馆内。第二天，章元善让赵元任和他一起去拜访广西省主席黄旭初，赵元任颇为反感，说：“我不要去看这些大人物。”章说：“不能不去，因由广西经过镇南关、谅山这一带非由省政府派车送不可，否则不能去，而你老兄又是多数人知道的，去一下效果很大。”赵元任只好与章同去。见到黄旭初后，黄开口便说：“赵先生，我天天办公前总和你谈谈天才去公事房。”赵、章二人莫名其妙。黄接着又请二人去他休息室内，二人更觉莫名其妙，以为黄有什么秘密要和二人谈，便跟着他进去。进去后一看，二人不觉大笑起来。原来黄的床前放了一套赵元任录制的国语留声片，有一片还在唱机上转动呢。黄说：“每日我至少都要听一刻钟或半点钟，我才去办公。”对于赵等人所请，黄一口答应照办。
1904年冬，刘师培等人谋划了刺杀王之春事件。王之春任广西巡抚期间，以事后转让广西全境路矿权为条件，向亨达利洋行借款，并向法国借兵镇压哥老会陆亚发、王和顺起义。王的所作所为让革命党人非常愤慨。王之春被免职后居上海，华兴会会员万福华与刘师培、章士钊、林獬、扬州学生陈自新密谋行刺，刘师培还将张继所赠手枪借与万福华，但刺杀时，子弹竟不出膛，万福华被王的卫兵逮捕。刘师培等人上楼一看，吓得赶紧将枪仍在地上，仓皇逃走。第二天，章士钊到捕房探望万福华，捕房尾随他到住处，搜出了制造炸弹的化学仪器、炼药炉灶等，张继、黄兴等十余人均被捕。刘师培亦被拘入捕房坐了一夜，捕房见其形色苍黄，言语支吾，一看就是怯懦书生，次日便将他释放。
第四次，章太炎于1933年1月在苏州成立国学会，该会以《国学商兑》作为会刊，后改名《国学论衡》。1933至1934年，章太炎在苏州公园的图书馆，先后演讲二十多次，盛况空前。后章因与国学会诸发起人不合，于1935年办“章氏国学讲习会”，作国学演讲，虽重病在身，亦不废讲论。
梁启超当了司法总长，周善培认为，梁心里还是赞成他的观点，不过因为笃信南海康有为，才走错这一步。周善培想，任公理智很高，只有创造一种理论才能转移他。因康、梁是尊孔，周想来想去，决定从孔子书中找一种最广泛的题目，提出若干合时的理论，对梁对症下药，挽救梁启超。于是，周善培用半年时间写成《论语时义》一书，将论语四百廿一章丢开先儒的一切旧说，每章都借孔子的题目来发表他痛骂袁世凯和讽刺梁启超的意见。周让弟弟周竺君到京，将此书面交梁启超，请梁看一遍，替自己作一篇序。梁当着周竺君看了第一章（此章周借李斯、刘歆来一面解释学而不时习的毛病、讽刺任公）。看完后，他对周竺君说：“我已经遍身是汗，不能往下再看了。请你回去替我谢谢老兄，只说我知过了。请他容许我改过补过。”
冯友兰晚年口授《中国哲学史新编》，当写到“中国近代美学：奠基人–王国维”（第六册，全书第六十九章）时，涉及“意境”问题，联想到“七七”事变前后自己的真心实感，特意写下一个附记说：日军进北京城后，他和留守的清华校务会议的人觉得清华完全不同了。有一晚，吴有训和他一起巡察清华园，皓月当空，十分寂静，吴说：“静得怕人，我们在这里守着没有意义了。”冯顿然觉出幻灭之感，以为他们守清华为的是替中国守一个学术上教育上完整的园地，北京已沦陷，他们还在守着，岂不是为日本服务？过了几天，他就和吴有训同往长沙去找清华。他读清人黄仲则诗：“如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以为所写正是一种幻灭感，反复吟咏，倍觉沉痛。到长沙后，冯住朋友家中一小楼上，经常凭栏远眺，见栏下一腊梅花，顿觉李后主“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之亡国痛油然而生，深刻极了，沉痛极了。
1956年秋天，章廷谦在北大讲授中国文学史课。章是浙江绍兴人，鲁迅的学生，嗜酒，且只饮黄酒，自己坦言早上起来必先喝够了酒才能上课，尤其是冬天，因此他的课必定是上午的第三第四节。一天章讲柳永的词作《雨霖铃》，且吟且解说，当说到酒字时，章先生滔滔不绝地讲起了历代有关酒后意境的诗词佳作，古人的酒仪酒具，诸如“举案齐眉”等等，说得满脸涨红，舞之蹈之，神采飞扬。先生精神振奋，学生气氛活跃。正是高潮处，教室门轻轻地开了。那天宋运郊到得晚，只能在靠门口的座位就坐，文史楼的阶梯教室门开在教室东面正中。他抬头一看，是马寅初，正要招呼，马寅初半弯身子示意不要声张，要继续听课。台下马老在静心听课，台上章先生照讲不停。马老听了三五分钟，俯身弯腰问宋：这位是谁？宋告诉他是章廷谦先生。又问：绍兴人？宋点头肯定。最后马寅初问他：你们认为讲得如何。宋说阐述得很精彩。他笑一笑说：“章先生真是海量啊！”然后轻轻转身出了教室。
“中国哲学史”是北大的老课，胡适到北大之前由陈汉章讲，陈从伏羲讲起，讲了一年才讲到《洪范》。胡适到北大后接任此课，一开始授课便新意迭出。当时的学生顾颉刚回忆：“他来了，他不管以前的课业，重新讲义，开头第一章是‘中国哲学的结胎的时代’，用《诗经》作时代的说明，丢开唐虞、夏、商，径从周宣王以后讲起。这一改，把我们一般人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作一个重大的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顾颉刚听过几次课后，便称赞：“胡先生讲的的确不差，他有眼光，有胆量，确是一个有能力的历史家，他的议论处处合于我的理性，都是我想说而不知道怎样说才好的。”
1920年1月15日，毛泽东又拜访了胡适。胡适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毛泽东来谈湖南事。”毛泽东在给周世钊的信中也说到了这次拜访胡适所谈的内容。当时毛泽东正在北京酝酿筹备湖南“工读互助团”，为了争取支持；毛泽东去拜访了胡适，把办学的目的与初步计划向胡适求教。“我想我们在长沙要创办一种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个自修大学（毛泽东在此还特别说明，自修大学的名字是胡适先生给起的），我们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胡适后来在日记中追忆了这件事：“毛泽东依据了我在1920的‘一个自修大学’的讲演，拟成湖南第一自修大学章程，拿到我家来，要我审定改正。他说，他要回长沙去，用船山学社作为‘自修大学’的地址。过了几天，他来家取去章程改稿。不久他就回去了。”
胡适在北平时，因“旧瓶新酒”一词引发他的考据癖。他说：“现在的人爱引用西洋古谚‘旧瓶新酒’，一定是被翻译错了。其出处在马可福音第二章，犹太人用羊皮装新酒，而不是用什么瓷玻璃瓶的。”当时有人特为此事写了一首打油诗：先生考据擅专场，马可福音第二章。原是旧皮囊一个，难将新酒此中装。
林语堂的次女太乙上学时，美国同学常问她：“你为什么不裹小脚？”“你身后怎么不拖一条辫子？”“你吸鸦片吗？”“你吃鸽子白窠（指燕窝）吗？”“你不戴碗形的帽子（指瓜皮帽）吗？”等等。太乙回家说给父母听，林语堂感到西方人对中国历史文化偏见颇深，于是决定写一本书，以东方文明的悠闲哲学来批评美国高度工业机械化下所造成的人的异化，为西方文化人生价值取向的弊端寻找疗救的药方。在赛珍珠夫妇的建议下，林语堂在《吾国与吾民》的基础上，将该书第九章“生活的艺术”进行扩展，用半年的时间，写成了《生活的艺术》一书。
1931年，张恨水与北平春明女中学生周淑云结婚，婚后，他根据《诗经·国风》第一章“周南”二字，为周淑云改名“周南”。
刘海粟在《漫论郁达夫》中说，“达夫无意作诗人，讲到他的文学成就，我认为诗词第一，散文第二，小说第三，评论文章第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