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白话今译

内容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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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老子》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部伟大著作,老子学说以与先秦诸子学说退然不同的姿态,后来发展成为与儒家相抗衡的一大思想流派,在两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对中国的思想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
《老子》一书仅五千多字,但它蕴含的独特而深刻的思想、极富启发性的人生体验、精辟而富有诗意的语言,使人们始终怀着极大的热情和兴趣对这部著作进行解读和阐释,留下许许多多见仁见智的注译。
尽管如此,处于不同时代、不同时期、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的人们,仍然不满足于前人的注解,总希望用时代的眼光去再看《老子》,在读懂《老子》的同时获得新的感受和启发。
因此,在浩瀚的种种注释、解说面前,仍不断有新的注译本出现。
本书由于注译者学识浅陋,当然不敢脐身于诸多经典注译本之列,仅仅在力求理解老子的基础上,尽量参考前人的说法,为今天的读者提供一个稍有价值的《老子》绍介。
关于老子其人其书,历来众说纷坛,而可资佐证的史料则太少、太含糊。
据司马迁《史记》记载,老子是春秋时代楚国苦县(今河南省鹿邑县)厉乡曲仁里人,大约生活于周筒王(公元前585 年)至周敬王(前500 年左右)之间,曾作过周朝“守藏室之史”。
司马迁认为老子姓李,名耳,溢号晌。
关于“老子”这一称呼,“ 子”是先秦时代使用的对人的尊称,一般是指地位高于自己的人(相当于“您”),或指某一学术派别的宗师(相当于“先生”)。
“老”,有两种说法,一说是尊称,“老子”就是“老先主”的意思;一说“老”是姓氏,“老子”就象孔子、孟子、墨子等一样,是姓氏后面加一“子”,表示其为某一学派的宗师。

关于《老子》的成书,也众说不一。
译者认为《老子》一书不晚于战国初的说法较可信。
因为在先秦典籍中,引用《老子》的有好几种,如《战国策》、《庄子》、《苟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
从文体(非语录体、对话体,常用“吾”、“我”等第一人称)、思想内容的流畅连续看,《老子》与《论语》不同,不象是由门人编纂的,而是一本专著,因此此书不是出自老聃之手的说法理由不充分。

《老子》又名《道德经》,共八十一章,分卷上、卷下,前三十七章为卷上,后四十四章为卷下(有的版本卷上题名《道经》、卷下题名《德经》)。
全书五千多字,以精辟的语言阐述了老子的宇宙观、人生观及社会政治观。
围绕“道”这一中心概念,阐明老子关于宇宙的起源、世界的存在方式、事物发展的规律、以及人类社会的种种矛盾与解决方式,充满辩证的逻辑力量与深邃美妙的诗意。

“道”是《老子》一书的中心范畴与哲学基石,是老子对中国哲学的巨大贡献,它使老子的思想富于形而上学的深逮与魅力,将先秦哲学由现实生活扩展到对宇宙,对生命本体的追溯与思考。

理解《老子》,必须弄清楚“道”的概念,因为老子的哲学是以此为中心而推展开来的。

“道”在《老子》一书中,有三种不同的用法。
第一,是指宇宙万物产生和发展的总根源,这也是老子哲学的核心;第二,指自然规律;第三,指人类社会的一种准则、法则。
后两种含义,不独用于《老子》,在先秦其他典籍中也经常被使用,是先秦思想界广泛使用的一种术语或概念。
而第一种用法,即“道”指宇宙万物的本原,则是老子哲学的中心概念和专有名词,他的整个哲学系统都是由这个“道”所展开的,值得我们研究。

老子认为,在天地万物产生以前,就存在着一个超越时空的形而上实体—— “道”。
“道”的存在是确实的、绝对的,但它又是无形、无象、无声的冥冥之中的存在,”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它恍恍悔憾,若有若无,是超越我们经验世界的东西,是我们的感观所不能够知觉的东西,因此无法用语言对它进行准确的描述,也没有办法给它一个确定的名称,但为了使用的方便,只得勉强给它一个名字叫“道”。
现象世界的一切事物都是有名称的,但也唯其有名称,这些事物都是有限的存在,都是有生有灭、不断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而“道”没有生灭、没有增减,虽有运动,但是永恒不变的,所以不可描绘、不可命名,这就是《老子》开篇所阐述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的含义。

老子认为宇宙万物都是由“道”所创生的,“道”由形而上的混沈向下落实,渐渐分化成物质实体,先有天地,而后万物(包括人类),万物欣欣向荣、生生不息,就证明这个“天地之始”、“万物之母”的“道”具有无穷的创造力。
老子关于“道”的思想,在先秦哲学思想领域,具有革命性的意义。
在先秦,人们普遍认为自然界存在着一个主宰和决定人们命运的神或上帝,就连孔子,虽然并没有确定过有无上帝或神,但他经常感叹“天命”、“天”,也说明他对宇宙法则的一种无奈,从而认为有一个人格神存在。
而老子,以其大胆的想象和气魄,对天命、鬼神的观念进行了否定,他将“道”作为天地万物的本始,认为天、地,只不过就是天空和大地,并不是什么神物;而“道”,也不是神、不是上帝,只是一种形而上的实体,孕育和推动宇宙万物的物质本源,用之不竭、取之不尽。
老子“ 道”的思想的提出,是对有神论的巨大冲击。

任何一种形而上学,最终都会落实到人生和社会现实的层面上:对宇宙夺源的探讨,目的是对现实社会和人生问题作出合理的解释,对事物纷繁复杂、变幻莫测的运动发展找到一个固定的规律,或者是为社会和人生寻找二种依托。
老子的哲学也是这样,他设想出一个超越时空的“道”,是企图为现实社会寻找一个理想的模式,并为这种模式的合理性作出可靠的注释,同时为个人的精神生命寻找一种依托,将人的精神生命与宇宙的精神融合在一起,从而感到一种无限与永恒。

老子认为“道”是混诧未分、虚空宁静的,它的本质是“无为”,也就是说,“道”的存在是顺任自然的,它对待宇宙万物也是顺任白然的,并不象有神论者所认为的,是有意志有感情倾向的。
“道”与它所创造的天地万物的关系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即人依照地的样子而存在,地依照天的样子而存在,天依照“道”的样子而存在,“道”则依它本来的样子而存在(自然不是指大自然,而指自己本来的样子、自然而然的意思),也就是说,天地万物都是以自然的状态而运行、存在着。
那么,人的自然本性是什么?老子认为是无知无欲、柔弱不争,象初生的婴儿那样纯真质朴。
有人认为老子让人民无知无欲是推行愚民政策,其实,老子哲学中所使用的语言是有其特定内涵的,不能光从字面理解。
老子所说的“知”(即智)和“欲”,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知识、智慧或人性中自然的欲望,而是指巧智、贪欲一类人类文明的副产品。
老子认为正是社会文明的发展导致人类对名利权势的追逐,从而扰乱了心性,失去了本真。
老子为此所开的药方( “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等)当然脱离实际、不可能实施,也没有必要实施,但他对人性病症的诊断却是准确的。
老子所提倡的虚静柔弱、退守不争的处世哲学,常常被评价为消极保守。
其实,从老子对“道”的本质的阐释中,我们不难看出,他所谓的虚静、柔弱不争等概念,并不是消极避世、自甘堕落、自我放弃,而是针对事物的卤然属性而采取的最聪明的态度,因为“静为躁君”(虚静是躁动的主宰),因为“柔弱胜刚强”(如水滴石穿、百川归海),因为只有不争,才能取得真正的成功,这种虚静、柔弱、不争,决不是怯懦者的行为,而是参透人生、正视现实,勇于进取、善于进取者的坚韧、智慧的行为。

由于“无为”是一种世界存在和发展的法则,是“天之道”即自然的法则,那么“人之道”即人类的法则又该依循什么呢?老子认为仍然是“无为”, 因此他呼吁“无为”的政治。
“无为”,是老子哲学的又一个特定的概念,它并不是指什么都不做,而是指不要违反自然的法理、违背自然的本性去硬做、乱做。
“道”的“无为”,表现在对天地万物顺任自然,任凭它们自然生长变化而不加干涉、不加利用、不加炫耀( “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政治制度的“无为”,则是“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治大国,若烹小鲜”,也就是不要强迫人民做违反人性的事情,不要总是对人民发号施令、搅扰民心,要让人民顺其自然,自我生存,自我化育,让人民在一种宽松自由的政治环境中生息。
因此,老子认为最理想的社会政治形态是:老百姓恰然自在,感觉不到有政府和统治者的存在,也就是说,政府对人民不施加一点专制的压力。
而我们今天所认为有好领导、好政府的社会,在老子看来,也只能说明这个社会还不算太差,但决不是理想的社会。
至于一提到政府、官僚,老百姓便侮骂不止的社会,自然是最糟糕的。
老子的社会理想,是戒除文明、退回到“小国寡民”的原始农村状况。
在这样一个社会中,人民淳朴无知,和睦相处;各种器具用不着使用,因为生活太简朴;车马舟船也派不上用场,因为环境小巧宁谧、国与国(实为村与村)之间没有欲望交通往来,人民各各过着安闲自适、没有纷争、没有烦恼的生活,直到老死。
这幅图画虽然富于恬淡的诗意,但既不可能实现,也并不符合人类的本性。
人类的本性就是要在矛盾与斗争中求生存,在生存的内在对抗中求和谐,由此不断进步。

老子的政治、社会理想尽管稚拙,但他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却是深刻而充满人本思想的。
他认为“尚贤”是导致人们追求功名利禄、滋长虚伪的根源。
因为“贤”是人治社会的道德范畴,衡量贤与不贤的标准是“仁”、“义”、“礼”等教条,而“仁”、“义”、“礼”恰恰是束缚人性的东西,被老子称为“下德”而贬抑。
追求“贤”以讨统治者青睐,本己极端扭曲人性,而统治者给与所谓“肾人”的待遇又与众不同(尚贤),因此使人的功利心急剧膨胀,不仅鼓励了人们压抑”:性、努力向“贤”,更滋生了人们为求取名利而做作伪善,使社会上虚伪成风。
因此,老子一反先秦尚贤的时尚,主张“不尚贤”。

老子人本思想最突出的体现,是他对战争的态度。
墨子主张兼爱与非攻,出发点是巩固现存的政治秩序、维护统治者的利益;而老子的反对战争,则主要是从人道的立场出发的。
在老子眼中,战争是一件坏事、武力是不言利的东西( “夫唯兵者,不祥之器”[三十一章]) ,战争的根源是贪得无厌(四十六章),战争的后果必然是民生凋敝、灾荒谩天(三十章),而刀光剑影、血肉横飞、连怀孕的母马也被驱赶上战场的情景,更令老子不忍目睹(四十六章)。
从政治的角度看,战争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而从人道的角度看,则任何战争都是不合理的。
另一方而,老子毕竟生活在现实社会之中,面对着那些具有历史必然性的、不得不进行的战争,老子露出了他的世故和无可奈何。
他要进行战争者“恬淡为上,胜而不美(三十一章)”,就是说要淡然处之,胜利了也不得意洋洋,并且“以丧礼处之”、“以悲哀涖之”(同上)。
这虽然是一种近乎自我欺骗的精神胜利法,淌若战争者真是这种心态、真的这样去做,则至少表明他们并不以杀人为乐事,内心还保留着一份未被混灭的人性,同时会在潜移默化中减少战争的残酷怯。

老子的哲学充满辩证的逻辑力量。
在老予以前,中国哲学史上还没有哪一位哲学家能象老子那样广泛而深刻地探究过事物运动变化的规律。
老子认为,一切现象都是在矛盾对立的状态下产生的,离开对立,离开矛盾,事物就不会存在,所以“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二章)。
他指出,世间如果没有丑存在,也就无所谓美;正因为有恶存在,人们才有“善”的观念(二章:“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己”);他深刻地指出,仁义、孝慈、忠臣这些事物及观念的出现,正说明社会的普遍道德伦理败坏,说明社会的政治制度腐朽昏乱,正因为社会充满着不仁、不义、不孝、不忠这些东西,人们才普遍关心、向往和提倡仁义、孝慈、忠臣。
如果这个社会普遍具有高尚道德、人人相亲相爱、政治清明廉洁,那么,仁义、孝慈、忠臣就不是稀罕的现象,而是普遍的状态;因而,就象普通的衣食住行一样,没有人会加以倡导和强调了(十八章:“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
这就揭示了事物存在的首要条件是对立面的存在。
老子还揭示出事物变化发展的规律——对立事物的互相转化,也就是“相反相成”的作用是推动事物变化发展的动力,如他认为“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二十二章);对立的双方常常会互相转化,例如灾祸与幸运,虽是两种相反的情形,但它们之间经常是可以互相转化的。
当大难临头时,也许就已经隐含可能出现的幸运;当沉浸于幸福而尽享欢乐时,接踵而来的往往就是不幸,所以老子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五十八章)。
这种情形,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是处处可见的,只是这种祸福的转化从本质上说与人主观的状态和努力是有必然联系的。
一般人观察事物往往只看表面,看不到本质,而事物的本质往往又隐含在表面之中、甚至恰恰在表面的对立面,例如“大成若缺”(最圆满的看起来好象欠缺了)、“大盈若冲”(最充实的看起来反而空虚)、“大直若屈”(最正直的看起来好象弯曲)、“大巧若拙”(最灵巧的看起来好象笨拙)、“大辩若伯”(最好的口才表面上却好象不善言辞),等等。
在客观现实中,事物发展到一定阶段便会朝它的对立面转换,正如老子所指出的,“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也就是“物极必反”的道理。
正因为普通人常常只见事物的表面、不解其本质,常常只看到正面、看不到反面,所以老子在阐述事物相反相成的关系时,对事物“反”的一面强调得更厉害。
例如,讨论“有”和“无”时,他强调“无”( “当其无,有车之用..有器之用..有室之用”[ 十一章]),将虚空作为事物存在的根本。
基于这种认识论,老子在人生观、政治观上主张“柔弱”、“守雌”、“虚静”、“无为”,就是必然的了。

老子认为事物的发展变化是一个循环的过程,生生不息的事物最终会回到它的本始,这也是“道”的规律。
老子说“道”是“周行而不殆”的(二十五章),也就是不断循环的;又说“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日静,是谓复命”(十六章)。
纷纷纭纭的事物最终都会各自返回到它的根本上去,而它的根本是处于虚静状态的。
在老子看来,“道”就是虚静状态的,这是合于自然的;“道”创生万物之后,万物不断运动、发展,离“道”的状态越来越远,各种烦扰纷争层出不穷,离虚静愈来愈远,也就是离自然愈来愈远。
因此万物只有返回本根、持守虚静,才合于自然,各种扰攘纷争也才会平息,由此,我们便会理解老子为什么主张以“无为”、“不争”为解决人生和社会矛盾的药方了。

值得一提的是,老子“道”的观念和自然无为的政治主张,对才于破除神学、抨击专制有着相当深远的意义。
正因为如此,尽管历代封建统治者“独尊儒术”,排斥异端,但老庄思想却总是以它独立不羁的特性和深违辩证的哲理吸引着追求真理的人们。
从哲学史的观点看,老子和庄子所开创的思想体系,一如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在西方哲学史上的地位;“道”、“德”、“一”、“有”、“无”、“常”、“理”、“精”、“气”、“心”等,也成为中国哲学史上的基本范畴。

《老子》五千言,充满哲学的睿智与诗的凝炼,深邃而优美,对我竹思考宇宙、体验人生、观察社会,都会大有启迪。

在本书的译注过程中,李双兄提出许多珍贵意见,在此特表示感谢。
本书主要以王弼《道德真经注》为蓝本,参照古、今多种版本,如唐代傅奕《道德经古本篇》、宋代范应元《老子道德经古本集注》、今人马叙伦《老子校诂》、高亨《老子注译》;许抗生《帛书老子注泽与研究》、任继愈《老子新译》、陈鼓应《老子江译及评介》。
尽管参照众多,由于注译者本身水平有限,难免有错漏之处,敬祈学界前辈及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张忆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

一九九二年五月

序

这套“先秦诸子今译”丛书,从时间上看,正赶上由《资治通鉴》白话本出版而激起的古文今译热潮。
既是“潮”,那就该归为“显学”,这个名称总是不大入耳的。
而且,在有的人看来,将典雅古奥的国粹糟塌成浅俗不堪的白话,无异于挖掘祖坟,粗鄙无道,只是这潮仍不可阻遏地热起来了,起码说,还有许多读者喜爱这种“下里巴人”的东西。
我常想,既然老祖宗的东西各个时代都有人注,而且注得好的都成了大师,拿不大准的就多多益善地收罗先人的话充数,号称什么经“注我”;甚至自己不“注”一字,尽得风流,达到了“大美不言”的化境,不但免遭物议,反为同行相与乐道。
那么,今天我们译成大白话,不妨也可以冒充成一种注罢。
当然,大潮一起,免不了泛些泥沙残渣,恰如这套丛书免不了多有注泽上的错讹一样;但潮落之后,大浪淘沙,或者会有精妙之作显露出来。

先奉诸子的时代,在我国历史上是读书人人格相对独立,思想最活跃、少束缚的时代,也是一个异彩纷呈、硕果累累、最为辉煌璀璨的时代。
可以说,这个时代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基础。
组成我们民族文化核心的儒、道、释三大思想宝库,就有两家半(因为佛教也中国化了)兴起于先秦。
可惜自那以后,中国历史上就再没有重现过同样令人激动和向往的“百家争鸣”的自由壮观的局百。
先有暴君秦始皇因惧惮思想的伟力而“坑儒”,继以汉武帝为了“役心”的需要,采纳最长千给同类致命一击的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百家终竟只尚一家,儒家变成了儒教。
更可怕的是其后近两千年,儒教与封建政体结合,形成政教合一的形态,大大方便了统治者“动口”不行就尸动手”,思想“教育”不奏效就施虐于肉体,于是,创造被扼杀了,“万马齐暗”成为不争之实。
今天,欣逢大力提倡“思想再解放一点”的盛世,我们着手先秦诸子白话今译的工作,也是奢望以绵薄(精神的东西毕竟不如物质的来得直捷快当,此之谓“绵”;学养太浅,无能传其精髓达其要义,此之谓“薄”)之力,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祖国曾有过的光辉时代,让更多的人敲享我们祖先创造的精神文明,让更多的人汲取菁华、走出蒙昧,为中华的复兴增添一分力量!

一个时期,反传统文化成为时尚。
有的人动辄对传统文化大加挞伐,仿佛民国初闹革命,以为只要“咔嚓”一声将辫子剪掉,耳濡目染、浸淫五腑的封建污秽也随之而去。
类似的“战斗”,从来没有成功过。
“五四”时力倡“打倒孔家店”,现在不但没倒,香火还甚于从前。
还有人辩护说那样做是为了“矫在过正”,这不禁使人回忆起物质生产一“过正”就诞生“大跃进”的教训,我想精神文化的建设也不会例外。
当然,我们并不认为“传统”就是十全十美的(持此谬论者也大有人在)。
只是,既然“传”诸后代而成为“统”,那就有它的合理性和它的生命力。
传统文化固然与具体的时代和政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甚至无法弄清是它在规定政治,还是政治常常要利用它;但是,传统文化绝不等同于它们,它是更趋于永恒的东西(如果不是伪文化)。
一个时代结束了,一种具体的政治体制被更进步的取代了,几千年生生不息的传统文化精神可以增添新鲜血液,可以变除与生俱来或在时间长河中衍生的赘物,但绝对无法结束它和取代它!退后一步说吧,来不及了解对象就挞伐所结出的果子,一定也与来不及了解对象就歌颂同样苦涩。
这,也是我们译注先奏诸子的一个原因。

这套丛书,承蒙著名学者启功、郭预衡两位老先生的关心,我们深感荣幸。
北师大中文系郭英德先生和北京图书馆吴龙辉博士对本丛书的组织编译做了大量工作,没有他们的努力,这套丛书的出版是不可能的。
丛书最后由我审定,由于学力不逮,时间紧迫,加之译注者水平不一,错漏之处在所难免。
可以说,这套丛书如果还有可取之处,应该归功于学界前辈的指导和学养我只能望其项背的诸位先生的辛勤劳动;而它的所有不足,则应归咎于我的才疏学浅,力不胜任。

《先秦诸子今译丛书》主编李双

1992年8月21日于北京

老子自话今译